散步可以让我放松和休息，今天我却无法放松下来，我憎恨这种角色变换，这种变换成为询问的焦点。
当然，我并不满意我现在的生活。我原以为，完成论文之后再在著名大学获得一个职位，有朝一日会给我带来满足。有了这些里程碑，将会给我带来金钱和威信，甚至是名望，以后我就能操心别的事情了。
回到办公室，我检查了电话留言，下载了电子邮件。又到了一期研究生毕业的时刻，学生们的信件滚滚而来，有要求提忠告、建议的，有要求写推荐信的，不一而足，还有一个学生对他的期末成绩有疑问。我溜进教员休息室，希望不要碰到同僚。所幸的是，休息室里并无他人。我的信箱里塞满了文件，只是在学校放假后，这些文件才稍微少了一些。文件里有系主任关于课程改革的报告，有封一位出版商请我审阅一本教科书的信，还有管登记人的留言，提示说目录册（大学学年中行事一览表）的修订一星期前已到期。
一个笨重的马尼拉纸大信封让我大吃一惊，信封上盖着一个著名杂志社的邮戳，6个月前我曾给这家杂志社寄去一篇文章。
我坐在休息室的长沙发上，感到呼吸在加快。每一次有发表机会我都会如此，尤其是这次。我撕开封口，审稿人的评论详尽而刻薄，但编辑的信却令人鼓舞。她写道，论文需要实质性的评论，但她愿意接受重新投稿，谢天谢地！是的，在一个每10篇论文只有1篇能得到发表的杂志上，让你修改后重新投稿是一个无名之辈所能期待的最好消息。
“呀——啊！呀——啊！”我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大声喊叫，窗外屋檐下的几只鸽子被我的喊声惊得振翅飞去。我急忙回到办公室，拨打朱莉娅的电话。在电话未接通前，我把话筒搁在架子上，站起来，透过窗户向外边的四方院子望去。在那儿，穿着短裤的暑期学校的学生们扔着飞盘，另外一些人吃着蛋卷冰淇淋四处溜达着。我的目光又转回到桌上堆积如山的大叠大叠的论文上——那是我关于私有化论文的最后一章。确实，现在谁还能有空再研读这些东西呢？
我把审稿人的评论归了档，然后向后一靠，坐在了椅子里，被作为灵媒的斯密的声音仍然困扰着，他临别的话还在我耳边回荡：我应该去做大学生！嗯，我确实还没有得到博士学位，这使得就职资格这个问题有些棘手。我不想再见哈罗德了，但我想告诉朱莉娅这整场戏是多么滑稽可笑。我对于斯密的著作了解多少呢？我疲倦地在书架前站住。
我把它放哪儿了？在那儿。有本书被用做研究文件夹的书挡，那正是亚当?斯密发表于1776年的《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》（简称《国富论》）。
我是在一个地摊上发现这本书的。虽然听起来有些奇怪，可事实上，我在学校里从未翻过它。为什么我要看呢？经济学思想史在我上大学的时代是一个行将就木的领域，被那些不能消化微积分和矩阵代数的人取而代之。老一辈的思想史学家要么相继去世，要么退休，代替他们的是那些研究游戏理论、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动力学等现代领域的学者们。在这个知识爆炸的年代，谁还有时间去琢磨这些老古董呢？不，亚当?斯密在书的简介上对精髓的引述就是所有的人——任何人今天都需要的。
我转而去看编辑的介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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